戰疫閱讀|人如候鳥,模糊了鄉愁

在無硝煙戰疫中,在新春乍暖還寒時節里,我們還記得鄉愁嗎?此時此刻,你或許仍在老家與親人待在一起,你或許仍在求職的一線城市,但鄉愁肯定不僅僅是距離導致的,它在于味覺、記憶,情感以及身份的認同。今天的人們正如候鳥一樣,追尋著安逸之所,渴望著身份,卻又一次次模糊身份的記憶。

什么是鄉愁?人的歷史就是鄉愁。今天要推薦的這本書《到得了遠方,回不去故鄉》就是對鄉愁的描述與記錄。我們可能都是異鄉人,即使故鄉就在腳下,即使家人就在身邊,但沒有對土地的理解,沒有對家族的理解,故鄉隨時變他鄉。正如本文作者馬丹丹老師所說“情緒縈繞的鄉愁”那樣,人需要這種具有情緒的鄉愁,若沒有,鄉愁便不復存在,無愁緒即無故鄉,只是沒有情感的居住與漫無目的的旅行罷了。

《到得了遠方,回不去故鄉:一位女性主義人類學家的跨國成長旅行》

(美)露絲·貝哈 著

李開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

2019年5月

通過對照現實和記憶

將地域間的血脈相連

當旅行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時,一個人的學術生活在時空的交錯中成為一種田野的途徑和方法,這是《到得了遠方,回不去故鄉:一位女性主義人類學家的跨國成長旅行》(Traveling Heavy)這部自傳體民族志給我帶來的新意所在。露絲·貝哈是一位猶太古巴裔美籍人類學家,密歇根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同時具有民族志學者、散文作家、編輯、詩人等多重身份。她編導并制作的紀錄片《再見,吾愛》參加了世界各地的電影節,獲得了“紐約女性制作電影”的發行。她在《傷心人類學》(The Vulnerable Observer)透過披露自身的生命故事,深刻反思在西班牙、古巴及美國的田野工作,可以看作是《到得了遠方,回不去故鄉》的前傳,也因此,后者繼續將自我書寫作為敘事主體,將塞法迪猶太家族史與猶太族群離散命運的世界主義相互交織,而維系主體民族志的靈魂是自我的經歷、遭遇、體驗與感知,相較于《傷心人類學》,后者可以看作是更加趨于成熟的自我民族志。

1959年古巴革命是一場推翻親美獨裁者的武裝革命,由卡斯特羅領導的“七二六”運動最終在1959年1月取得勝利,建立了西半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露絲的父母在她四歲半的時候帶她和弟弟離開了古巴,先是去以色列,而后移民紐約。她家的保姆卡蘿就是為富人家庭服務的女傭之一,不過她服務的對象是猶太裔移民。在露絲第一次回國短促的時間內,她的母親鼓勵她去找卡蘿,說她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一直到露絲十二歲在邁阿密海邊和一個波多黎各男孩接吻遭到母親嚴厲的訓斥,露絲才意識到她是誰——這一族裔身份的宗教屬性。也因此,露絲從她的家族成員的經歷擴展到她的西班牙、墨西哥田野調查以及歐洲猶太人的集體認同意識。

經歷了漫長的旅行,當古巴與美國外交重建之后,她不斷地、反復回到古巴生活過的地方,來自古巴的猶太裔移民身份才讓她找到了一個對她而言有生命意義的他者。無論是西班牙貝亞爾市還是波蘭戈沃羅沃鎮,均是她的祖輩走過的道路,貝亞爾城記載了猶太人這一族群飽受迫害而被迫離散四方的歷史。她的外婆,在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親屬稱謂中稱為“巴巴”,1927年從波蘭來到古巴,在古巴結婚定居,后來碾轉攜全家移民美國,做賣鞋帶、賣布匹的小商鋪生意,啟蒙了露絲大半生對寫作、對家族記憶的探索。巴巴收藏的《戈沃羅沃回憶錄》(被稱為伊茲科爾書)記載了她那一代人定居波蘭的歷史記憶。

世界各地同一“貝哈”姓的猶太人被召集到西班牙貝亞爾市參加貝哈家族的第一次世界峰會,貝亞爾市被看作是根或家園,在我讀來,竟然有山西“大槐樹”的影子,這種自我認同明知道有一廂情愿的成分,然而又有真實的形塑猶太歷史景觀作為旅游消費地重現的力量。猶太峰會使猶太人的尋根運動虛化,凸顯的是分支、分叉出去的子孫紛紛認祖歸宗的“遣返”集體行為。當她帶著這本她看不懂的、幾乎絕版的書到波蘭尋根時,在她離開之際訪問了堪稱“活歷史”的86歲的會八種語言的格林貝格先生,他看到此書“如獲至寶”,他說“我可以告訴你關于戈沃羅沃的一切”:他在這本書中尋找著自己的親人、朋友和鄰居的身影,告訴露絲連露絲本人都不知道的舅爺,當他看到自己的父母的照片時動情地傷感,看到他死去的姐姐的倩影而再次黯然神傷。通過對照現實和記憶,露絲和巴巴在波蘭的猶太盛景交疊,家族記憶又像是一條血脈將歐美與古巴連接起來。

集體無意識

與對外面世界的渴望

把猶太的原鄉歸屬作為方法,露絲盡可能地從多個角度揭示了她的家族史,她的私人生活和個人經歷,以及她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乃至她的巴巴的西班牙猶太社區記憶,所回應的猶太人的離散聚居形態、漂泊的族群歷史和學術旅行之間相互映照的主題續存問題。

巴巴的父親在“一戰”后遷徙到古巴,拼命站穩腳后在“二戰”波蘭猶太人被納粹迫害之前將家人陸續接到古巴,巴巴的父親寫了一本自傳,這本書被露絲占為己有。母親嫁給了土耳其塞法迪猶太人的父親,兩個家族締結了不情不愿的婚姻紐帶在露絲和弟弟出生后依然面對不同程度的磕磕絆絆,例如給弟弟起名字,是跟公婆的姓還是隨母親的姓,引發家庭矛盾。語言是猶太族群內部多樣性在溝通和交流方面表現出來的直接媒介,露絲不會意第緒語,她的母語是西班牙語,這也是她選擇去西班牙小鎮做博士田野調查的原因之一,當地人信奉天主教,她盡量不讓當地人知道她信奉猶太教的家庭背景。她的男友最終以改宗教而和露絲締結婚姻,克服重重阻力終于得到露絲家族的接受和祝福。

露絲結婚、生子,伴隨人類學事業生根發芽,都在和她的家庭、家族乃至作為整體的猶太族群對話,甚至構成某種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的覺察是她從自己的兒子受傷的膝蓋接受一次、二次手術的磨難中驀然發現的,她意識到兒子的受傷喚醒了她內心隨時準備逃跑的狀態。她說道:“作為一個必須速決離開古巴的移民兒童,我知道能夠快速逃跑的重要性,逃離危險,逃離發生革命的國家,逃離發生沖突和戰爭的國家,逃離遭受痛苦的國家”(第71頁)。

露絲所屬的猶太家族是從波蘭遷移而來的,古巴當時接受了大批被納粹迫害的猶太人,露絲的家族憑著兩代人努力打拼過上了小資產階級生活,經營自己的店鋪,擁有自己的公寓,介于古巴大量的無產者和古巴富人、北美資產階級之間,后又在古巴革命之際僥幸離開了這一“遭受痛苦的國家”。然而我們知道,露絲的出走經歷只是古巴革命“革掉”有產者的一部分事實,更重要的一部分事實是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在提高婦女勞動就業、教育水平(“識字率”)、醫療條件(嬰兒死亡率下降)等方面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當然,由于全書采取的是特殊的主體性經歷的寫作方式,即自我民族志,使得露絲采取自我的移民經驗所開拓的全球化視野進入到古巴外交解禁之后的海外離散的豐富敘事主體。露絲在古巴的童年戛然而止,不過20世紀90年代,為了應對物資短缺,卡斯特羅開放了古巴的旅游業,她得以有機會再次踏上這塊布滿鄉愁的土地,追蹤留在島上的猶太人。

值得注意的是,露絲描寫了猶太人屠殺之外的多樣化猶太族群的離散線索,她的家族史匯聚更多的是古巴猶太人的社群。和歐洲猶太人的苦難記憶略有不同的是,古巴猶太人在世界猶太人的版圖中被看作孤島中奇跡的存活,熱帶愉悅熱烈的氣氛撲面而來,它總是和薩爾薩舞、雞尾酒、雪茄和海灘聯系起來。

丹愛達的故事映入眼簾。丹愛達是露絲看著長大的,她在塞法迪中心度過了童年,收到從世界各地送來的禮物,十一歲的她跟著父親學習《妥拉經》的場景,收錄到露絲拍攝的記錄片《再見,吾愛》之中。在她十三歲的時候,丹愛達的姐姐奧姆妮于2002年接受邀請去波蘭的樂隊表演薩爾薩舞,對于丹愛達來說,離開古巴,到外面的世界是一種渴望。

正如姐姐在外吃苦,也依然要選擇離開,丹愛達在以色列的沙漠邊陲之地做清潔工的工作,在艱難地適應打工生活之余,她的鄉愁沒有停止地滲透到她的思緒和情感。值得注意的是,露絲通過YouTube網站和臉書了解奧姆妮和丹愛達的動態,看到丹愛達分享的結婚照,以及生孩子的消息。露絲作為丹愛達生命當中的人類學家,從她四歲抱著泰迪熊拍照開始,從她學習《妥拉經》為成年禮做準備開始,從她和母親、姐姐不同的宗教身份和平共處一室開始,就介入到對她的生命歷程的觀察和記錄中。丹愛達在以色列打工四年,途徑西班牙,最終在多米尼共和國結婚生子,不斷漂泊的過去和不確定的未來被露絲完整地記錄下來。從最初邂逅到日后漫長的陪伴,露絲和丹愛達產生了某種共情的效應。這種共情充滿文學性的語言:“我感覺我們的身體好像被全世界的流亡者和逃難者所流的眼淚托浮起來了”(第199頁)。同樣,丹愛達也是露絲踏上旅行之路的一個輪回。丹愛達曾經看不懂的《再見,吾愛》已然成為過去,等到她有了漂泊他鄉、尋覓未終的經歷,她看懂了《再見,吾愛》傳遞的作為一種情緒縈繞的鄉愁。

在鄉愁的魔幻倒影中

故鄉已不是一個真實的故鄉

作為巴西猶太人的后裔,隨著回去的次數增加,徐徐展開的是古巴猶太人與古巴人相互混雜的離散的家族史畫卷,直到兩者的邊界消泯,與自我的心靈合一——我們是由許多漂流島組成的民族,一個不斷旅行的民族,一個不斷探索的民族,但是從來沒有找到故鄉(第210頁)?!拔页蔀橐幻殬I古巴人’”(第221頁)。她往返古巴二十年,像候鳥一樣冬季遷徙到哈瓦那,發展出人類學的海外田野教學實驗。只有在密歇根的家里,她才能把古巴散亂的田野調查整理出來,進入寫作狀態。

很慶幸,露絲將這種旅行狀態嵌入到她的族裔身份的意識和反觀中,她毫不諱言:“我每年旅行長達5萬英里,我是金質勛章獲得者”(第211頁)。 古巴猶太人的族裔身份賦予她身體力行“文化多元主義”的生活哲學。失去故鄉、沒有根而尋根的漂泊之旅可以綿綿不斷地延續下去,露絲掙扎著嘗試在猶太大屠殺的陰霾之外找到其他生命存在的樣子,描摹猶太社群內部更大的多樣性以及全球化賦予離散的新動力:人們對外面的世界的渴望與躁動。她在猶太峰會的高潮中捕捉語言的共性,用攝像頭呈現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在一起“說話”的語言特征。不同的語言碰撞在一起,將離散的多線歷史匯聚一起,形成語言的共時性。

與塞法迪猶太人的“共情”相似的是他者與“我”的同命相連。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點:西班牙德爾蒙圣瑪利亞村莊,隨著田野調查的開展以及和村民友誼的加深,露絲對村民頑固地堅守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有了深切的理解,這當然包括村民的主體創造性的保存,雖然傳統和發展主義、消費主義的并存并不總是和諧美好。博士論文的學術價值得到肯定,她坦言:“自己作為移民的女兒和移民兒童,我的歷史中有太多被遺棄的地方,以至于我不再確定我歸屬何方,但是機緣巧合的是,天意讓我遇到這樣的一群人,他們堅決在自己的土壤上生根發芽,而不愿去其他任何地方”(第107頁)。

在記憶的閃回中又透露出強烈的主體感受,穿插文學性抒情、詩歌和蒙太奇色彩,這些片段給自我民族志的敘述帶來個體風格的可能,這些文學語言彌漫著離開、再出發的旅行焦灼和不安。當作者在維達多社區不小心跌倒摔傷胳膊,她回到了童年:父母牽著高跟鞋的她走遍哈瓦那破爛不堪的街道。兒子的受傷驚醒了她潛伏的逃跑的集體無意識。她自己的孤獨,在她租的公寓停電的黑暗中,如海水彌漫上來。

“很多東西都在古巴等我,更不要說那些來自我父母青年時代的漂亮高腳杯了。那么,如果沒有地方存放任何一件東西,我該怎么辦?它們將在我蹣跚學步的大廳對面等著我”(第243頁)。正是自傳體的書寫強烈的個體風格給讀者帶著陌生的閱讀體驗,在體察自我民族志的過程中,逾越詩性、文學虛幻和蒙太奇的鏡頭拼接所帶來的陌生感,恐怕需要調動讀者自我的生命體驗。在鄉愁的魔幻倒影中,故鄉已經不是一個真實的故鄉,故鄉和漸行漸遠的親人面孔不復存在。和露絲的鄉愁不同,中國人的鄉愁是和貫穿一年的祭祀儀式、祭拜祖墳聯系在一起的,在和生人鮮活的物質化實踐的歸屬反復確認的過程中,故鄉已然杳杳??墒俏覀儼l現,我們還是需要把記憶存放在祖母的針線盒里,存放地契的發黃的卷紙里,還有曾經安穩地活過百歲的院中槐樹的枝頭。

作者:馬丹丹

作者系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與民俗學研究所副教授

獨家原創內容,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晶報供稿)

編輯 曹陽

(作者:讀特特約作者 馬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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